摘 要👲🏿：推進職普融通、產教融合、科教融匯既是高等教育勇擔強國使命的應有之義🐉，也是實現自身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然而，對高等教育推進“三融”進行客觀審視後發現，實踐中面臨著製度性💆‍♀️、資源性🙎🏽‍♂️、主體性上的三重路徑依賴。聯動融通中“通而不暢”“合而不深”“融而不創”等梗阻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未來，可從完善面向現代產業體系建設的人才供需聯動機製⏯、加速教育鏈人才鏈與產業鏈創新鏈共生銜接🍖、構建以技術進步為核心的高等教育創新生態系統等方面出發🤜🏼，積極探索高等教育推進“三融”的改革路向。

關鍵詞：高等教育🆔；高職教育聯動；三融

當前🔵，我國已經踏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步入以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的新時代𓀖🦹🏽。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作為國家發展水平的重要標誌，實現自身的高質量發展也成了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通過職普融通多種途徑拓寬人才成長通道🥫，推動產教融合增強產業需求側結構要素與人才培養供給側的全方位融合，促進科教融匯實現教育教學與科學研究的多維度互嵌，這些舉措既是高等教育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應答，也是實現自身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統籌職業教育💂🏼‍♀️、高等教育、繼續教育協同創新，推進職普融通、產教融合📺、科教融匯”（以下簡稱“三融”）👩🏽‍✈️。這是黨一體謀劃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切入點🥵，極富深意和新意。教育是國之大計👩🏻‍🦱、黨之大計，在新的歷史時期，高等教育被賦予了新的歷史使命和發展格局🥃，已成為科技、人才、創新發展鏈條上的“快變量”。高等教育必須更好發揮自身職能和資源優勢🚏，以更高站位🪃👨🏽‍🍼、更大格局🧑🏿‍💻、更深舉措推進與高職教育聯動、共促“三融”建設，當好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建設的探路者和排頭兵。

一、高等教育推進“三融”的路徑依賴

深刻把握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體”的內在聯系🧖🏼‍♀️，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客觀要求，高等教育理應更加重視與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綜合考量與系統研究，以拓展自身的視野和領域🧜🏼，實現跨界融合研究👨🏽‍🏭，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有力支撐♝。美國製度經濟學家諾斯提出並發展的“路徑依賴”概念指出，人類社會中的技術演進或製度變遷具有類似於物理學中的慣性🤦🏽‍♀️，一旦進入某一路徑，就可能對這種路徑產生依賴。當前👸🏽，我國正在經歷一個偉大的時代🤽🏽‍♀️，經濟社會發展不斷按下“快進鍵”🦹🏿‍♂️，駛入高質量發展的“提速期”👩🏿‍🏫。堅守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辦好人民滿意的高等教育是高質量發展的核心要義和價值旨歸，也是高等教育發展的必然選擇。從高等教育大國邁向高等教育強國，從內涵式發展到高質量發展的演進，是規模擴大與質量觀更新的過程🌆，也是結構優化與質量升級的過程，這種過程具有路徑依賴的特征是不言而喻的。因此🤛🏼🤴🏿，高等教育需要不斷拓展新的發展路徑，以實現高質量發展。

（一）製度依賴

在加快完善現代化產業體系的背景下，推進“三融”已成為新時代高等教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任務。自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密集出臺了多項政策🤏🏻，包括《關於深化產教融合的若幹意見》《國家產教融合建設試點實施方案》《建設產教融合型企業實施辦法（試行）》《關於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關於深化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改革的意見》等，旨在提升我國教育內部要素效率🔢，優化職業教育類型定位🥵，以牽引高等教育、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仔細審視相關政策，可以發現盡管政策總力度越來越大，但平均政策力度提升並不明顯👩🏽‍🦰。其中原則性、授權性和倡導性條款較多，而針對具體問題的製度安排卻較為缺乏🤹🏻‍♂️，例如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的比例設置問題、協同措施以及建設成效評價等方面，這一定程度上導致“融”的實效不強📗。為破除政策實踐的“空窗期”👐🏿，搭建高等教育“立交橋”，必須進一步深化互嵌關系🕍，推動“三融”擺脫製度依賴，轉向行動自覺。同時，也需要從規製型製度化演化為契約型𓀄、建構型製度化🙆🏿‍♂️，形成深度融合命運共同體🧑🏽‍🏫。這些措施將有助於推動教育高質量發展，提高人才培養質量，並促進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高等教育將更好地服務於國家戰略和經濟社會發展需求。

（二）資源依賴

任何組織，無論其規模大小，都是特定資源的組合體，無法也不可能擁有全部資源。因此，與外界進行必要的交換和合作是其生存與發展的必由之路⚒，這種交換和合作不僅是為了獲取所需的資源🙆‍♀️，也是為了提升組織的競爭力和適應外部環境變化的需要。首先，“三融”建設需要各方主體建立協同🧑🏻‍🔬、融合與共生關系，實現供需更好對接、資源更好配置，不斷自我完善、自我升級。協同是指各方在目標、行動和資源上相互配合、相互支持，以實現共同的目標和利益😐；融合是指將不同的資源👨🏿‍🦱、技術、知識和文化進行整合，以創造出更加豐富、多樣化和具有競爭力的產品和服務；共生是指不同主體之間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形成一種平衡、穩定和可持續的合作關系。其次，資源依賴還強調組織間的資源差異性和互補性💁🏿。高等教育機構需要借助資源，搭建起與產業🩸、城市等之間的橋梁👨🏿‍🦰，促進產教融合、科教融匯。城市可以提供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公共服務資源；而產業則可以提供先進的技術和市場資源👨🏽‍🚒；高等教育機構則可以提供人才培養和科研資源🧛🏽‍♂️；等等💦。為實現可持續發展🏈，各方主體需要將共生發展作為行動的基本遵循，在促進可持續發展上找到“最大公約數”👩🏼‍🎓，謀求教育鏈、人才鏈與產業鏈、創新鏈的融合發展。

（三）主體依賴

在推動“三融”戰略的過程中，高等教育機構作為主要實施者⚔️0️⃣，其能力和素質對於“三融”的成效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我國高等教育體系總體上由研究型、應用型和職業技能型三大類型的高校組成，這些高校各有其特色和優勢🙂‍↕️♑️。然而🔘，研究型大學在實力📮、資源與地位方面具有顯著優勢🩵，與其他兩類高校相比👑，基本呈現出“中心-邊緣”的結構向度趨勢。這種趨勢導致職業技能型高校和學術型大學之間存在一定的體系塌陷🚀🏂🏽，這種塌陷同樣出現在“三融”各個環節中。相較於處於“中心”地位的大學，處於“邊緣”地位的大學似乎對“三融”展現出了更高的積極性，然而🪳，他們卻面臨著諸如經費短缺、淺層合作🕴、“雙師型”教師團隊建設不足等更多博弈困境。高職教育具有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雙重屬性，其基本職能是培養技術技能型創新人才🧑🏻👨🏽‍⚕️，能夠填補目前高知識型和強技術型並重的人才斷層。對於生產領域的現實作用和意義，高職教育遠超於普通高等教育🧜🏽。為實現教育、科技、人才現代化戰略布局🫱🏽🤵🏼‍♀️，三類高校必須緊緊依托“大艦戰略”，打破原有思維固化🧙🏼、要素割裂的局面👨🏿‍⚖️，實現優勢互補、錯位發展。同時🙃，充分發揮高職院校在支撐體系塌陷中的橋梁作用，最終實現三類高校齊頭並進、共同促進“三融”，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

二、當前高等教育推進“三融”的梗阻問題

我國高等教育正在積極探索如何更好地對接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新需求👩🏿‍🎨，以實現更高水平自立自強服務的支撐與引領🫲🏿。在這一過程中🫷🏿，高等教育的高質量發展逐漸起勢🧝🏻‍♂️👊🏼、成效漸顯🧑🏽‍💼，然而♦️，盡管高等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聯動融通已經有所改善，但仍然存在一些“通而不暢”“合而不深”“融而不創”等梗阻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

（一）職普融通中間傳遞失靈“通而不暢”

1. 各自封閉的育人體系難以轉變。我國學製以雙軌製為主⛔️，即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兩種基本類型🐍。前者是學術型教育✖️💴，旨在幫助學生升入高一級杏宇做準備；後者是技能型教育，旨在為學生進入或更好地就業做準備。兩種類型教育在目標定位🩰、培養方式🧑🏻‍🦽、專業及課程設置等方面存在明顯差異，因而其教育教學🙎🏿‍♂️、師資隊伍、質量保障措施等也有所不同。由於上述差異👩🏽‍🔬，使得這兩種教育體系之間的轉換變得相當困難。根據教育部2023年6月公布的最新全國高等杏宇名單，全國本科層次職業杏宇共33所。這些杏宇有的是由獨立學院轉設而來，短時間內難以改變過去的辦學理念和教學模式；有的是由高職院校升格而來👧，也需要面對如何平衡學術型教育和技能型教育的挑戰。此外🛜，即使是在高職院校和本科院校合作共育本科層次人才的試點項目中，也存在著參與深淺不一🧙‍♀️、辦學質量不一的情況。

2. 轉換與流動渠道尚未打通。我國當前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的育人體系相對獨立，缺乏有效的互動和轉換機製，這種狀況導致了許多學生的學習需求和職業發展受到限製😐，同時也給教育教學和人才培養帶來了一定的難度。目前，國家層面學習成果認證🫰🏽、積累與轉換製度的構建滯後於職普融通訴求的蓬勃發展。我國現有的職普融通實踐主要體現為地方校際間的底層探索💔，相對缺乏宏觀層面的管理規範和製度建設👨🏻‍🏫，使得實踐層次探索難以持續發展，無法形成穩定的運行模式。由於沒有建立起同時涵蓋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的綜合性資格框架及學分轉移製度⛪️，學習者在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間流動面臨著一系列法律化、製度化、程序化困境🏄‍♀️。

3. 固有觀念桎梏依然存在🤸🏼‍♀️〽️。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等值性的實現是兩種教育類型產生聯系的重要前提條件。然而👷🏽‍♀️🪃，當前社會主流教育觀念中，普通教育處於優勢地位，職業教育則被視為“兜底”的教育🏋🏽，職業教育的生源也被大多數人視為處於應試分流製度的末端。這種矮化職業教育的社會觀念勢必導致職業教育向普通教育的“單向奔赴”。統籌規劃尚不完善、資源共享效率不足、考核評價方式脫節等👨🏽‍🎓，都是目前職普難以實現真正融通的重要原因。從現實情況看，職教學生渴望打破學歷“天花板”流向普通本科院校🧘🏽‍♀️，卻只有很少部分人會主動接受職業教育，直至當今社會“內卷”加劇的情況下，職業教育的吸引力持續低迷🙆🏿‍♀️。這種局面不僅與職業教育的社會地位有關👨🏼‍🦱，也與職業教育的教學質量、課程設置、師資力量等方面相關🪸📂，如果職業教育不能在這些方面進行有效的提升和改進，那麽職業教育的吸引力就很難得到提高，也就難以實現與普通教育的真正融通🫱🏽。

（二）產教融合需求供給失衡“合而不深”

1. 人才培養與市場需求存在結構性失調🤹🏼‍♀️。根據國家“十四五”發展規劃👩🏻‍🏭，創新型🧑‍🍳、應用型😬、技能型人才都屬於未來最為緊缺的人才類型。然而，從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公布的《2022年第四季度全國招聘大於求職“最缺工”的100個職業排行》來看⏲，其中有41個職業屬於生產製造及有關人員🐄，勞動密集型行業一線員工和部分專業技術人員缺工狀況持續。在製造業一線，普工數量不足，高技能人才的求人倍率長期保持在2以上👝。人才供需結構性矛盾凸顯👨‍👨‍👧⏪，人才培養層次👊、類型與產業布局和發展需求不相適應，亟須進行高等教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改變當前人才培養模式與市場需求不匹配的問題，共謀產與教“真融真合”。

2. 產教雙方利益訴求存在錯位。從頂層設計維度透視，國家緊密出臺多項政策法規，其改革意見和政策措施主要發力於供給端，而對產業的需求端設計才剛剛起步，政策體系的不均衡導致“產”“教”雙方不同溫🌕🤿、不同頻🪼、不同步🙍🏼‍♂️。從實踐探索維度探尋，“產”更為註重生產目標的達成，最大化滿足利益相關者的經濟效益，而“教”更為註重學科、專業內涵建設和人才培養的高質量發展。“產”與“教”的價值取向明顯存在利益訴求上的錯位，使得“產”“教”雙方在很多問題上存在分歧與矛盾，如果雙方不能有效地溝通和協調，就很難形成合力🧑🏻‍🦽‍➡️，實現產業和教育的良性互動和共贏發展。

3. 教育教學過程與生產過程對接不緊密🦝。教育鏈對產業鏈的支撐作用顯得疲軟乏力📡，同時產業鏈對教育鏈的反哺作用也不明顯。具體表現為杏宇專業建設與產業發展之間的對接不緊密，導致杏宇對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服務能力和推進作用受到很大的限製🦫；專業課程內容與職業標準之間的對接不緊密，現行人才培養模式難以適應產業轉型升級及新型職業需求，這就意味著🤷🏼，學生在校學習內容與未來職業所需的知識技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脫節🍜；學歷證書或培訓證書與職業資格證書之間的對接不緊密🛖，這使得學生的學習成果無法得到認證，繼而影響其就業競爭力。在當前體系中♻🐎，學歷證書或培訓證書與職業資格證書之間沒有形成有效的銜接和認證機製📂，這使得學生在獲得學歷或培訓證書後，仍需要通過額外的考試或認證才能獲得職業資格證書，額外增加了學習負擔和就業難度🏡👐🏻。

（三）科教融匯服務支撐失效“融而不創”

1. 技術創新迭代加倍提速，猛烈沖擊傳統高等教育形態💅。元宇宙🦹‍♂️、雲計算、大數據等新興虛擬技術在教育領域的廣泛應用，將持續引發教與學理念的革新，並徹底變革教與學實踐的形態。然而✌️，數智時代新技術的前瞻性與傳統教育的慣性之間存在“時差”，這種“時差”表現在多個方面🦻🏽，如人才培養的滯後與產業發展的速度相互沖突、規模化教學供給模式與個性化學習需求相互沖突、傳統教育時空與無邊界學習空間相互沖突。此外🪗，快速發展的數字經濟同時帶來了高等教育數字化轉型的治理難題。如何利用數字信息技術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如何提升高等教育管理服務系統的智能程度🦝，如何實現數字化生態體系下的終身教育融合發展，成為當前高等教育面臨的新挑戰。

2. 學科專業布局調整滯後，尚未適應數字化轉型新趨勢。盡管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在推動新一輪的產業數字化轉型和智能化改革，但在我國高校學科專業的設置中，仍存在專業設置缺乏統籌規劃、專業群與產業鏈錯配的問題。各類型高校尚未形成差異式、互補式😮、鏈條式發展趨勢，傳統學科領域過於集中，前沿性學科領域較少🆖，與對接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發展需要的學科專業集群化要求還有差距🫱。當前學科專業布局中，新興學科、薄弱學科和交叉學科的長期穩定支持機製尚未建立，因此，高校亟須將學科專業調整與人才需求聯動起來🤵🏽‍♀️，持續推進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新文科建設🉐，布局一批交叉學科，建強基礎學科專業🎙，並適度擴大緊缺學科專業布點。

3. 拔尖創新人才培養乏力，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供給不足。我國目前人力資源還不能夠完全支撐新時代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戰略需要🧖‍♀️，尤其高層次拔尖創新人才和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的匱乏已成為新常態下製約我國核心競爭力提升和產業轉型發展的主要瓶頸👮🏼‍♀️。隨著現階段智能化時代生產方式向技術密集型🚵、高端化方向的巨大轉變🫘，勞動力市場對人才的規格和素質勢必會提出更高要求。這種“更高”要求體現為勞動力的勞動創新度、工作復雜度、領域復合度、技術精湛度等全方位大幅提升👩🏻‍🔬↘️。尤其在當前產業鏈價值鏈不斷升級的態勢下，對具有創新素質和高階能力的高技能創新型人才需求的增長趨勢將會更加明顯。

三、高等教育推進“三融”的改革路向

在“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體戰略布局中，統籌推進“三融”協同創新🪡👩‍👩‍👧，旨在擺脫製度👩🏿‍⚕️🙅🏻‍♂️、資源、主體等路徑依賴🦸🏼，破解“不暢”“不深”“不創”等梗阻問題🚍，圍繞國家對技術創新和人才資源的戰略需求，有效銜接教育鏈🗳、人才鏈、產業鏈📜✦、創新鏈各自分散要素。對於高校來說，提高人才培養質量是構建“三融”育人體系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為實現這一目標，政府🤷🏼‍♂️、企業🤎、杏宇、社會力量等多元利益相關主體需要凝聚改革和發展共識，搭建好相互融通💊、融合💁🏼‍♀️、融匯的人才多元發展立交橋，推進“三融”高質量協調發展。

（一）完善面向現代產業體系建設的人才供需聯動機製

隨著我國現代產業轉型升級的推進，知識技能與崗位需求之間的失衡使得勞動力結構性失業和短缺問題更加凸顯🦿，職普融通成為打通高職教育聯動梗阻的關鍵🙇🏼‍♂️。

1. 積極穩妥開辟高職教育新賽道。我國在“十三五”期間已經建成了全世界規模最大的職業教育體系，這一龐大的教育體系為我國各行各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人才支持。根據教育部公布的2023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基本情況，我國高職院校招生規模已連續5年超過普通本科院校。在職業教育提質培優、增值賦能新階段，發展本科層次職業教育不僅打破了職業教育內循環🧑‍🤝‍🧑，也成為職業教育“由參照普通教育辦學模式向企業社會參與♦️、專業特色鮮明的類型教育轉變”的生動實踐。這種轉變將為我國職業教育註入新的活力，使其更加符合社會需求和行業發展的趨勢。為推動高等教育職業教育的創新發展，我們鼓勵符合條件的高職院校高起點、高標準試辦職業教育本科專業🗽，探索高職專科銜接職教本科人才培養模式🤼，為行業輸送更多具有創新能力和實踐經驗的高層次技術技能人才。此外，還將積極引導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尤其是新建本科院校的應用型轉型🍛，共同實施高層次職業教育👢🏚，協同培養創新型技術技能人才，這種合作模式將實現教育資源的優化配置，推動我國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的深度融合，為我國未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提供堅實人才基礎。

2. 加快國家資歷框架設計。構建國家資歷框架的目的是實現一個“職普等值”的教育體系🫦，這一理念與201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修訂的《國際教育標準分類法》是一脈相承的🛀🏿，都強調了教育體系中各類教育的平等性和互通性🩼。在職業教育和培訓領域中👉🏽，涵蓋了眾多行業（群），這些行業（群）資格的復雜性、多樣性以及跨度上的廣泛性🧑🏿‍🦳，成為資歷框架開發和構建的難點。因此，我國國家資歷框架的設計需要進一步推動學歷教育和職業培訓並舉並重🏃，具體而言，應該通過製定以學習結果為導向的資格標準體系，將各種形式的教育和培訓都納入統一的標準體系當中⚈。從頂層設計提供製度保障，從微觀層面實現各級各類教育培訓學習成果在標準化的製度下得到認定和比值轉換👩🏻‍🦯‍➡️，這樣不僅可以營造製度供給充分、條件保障有力的良好聯動融通生態🏈，還可以為人才在不同領域之間的流動提供更加便捷和順暢的通道。

3. 轉向服務全民終身學習教育體系。在加快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背景下，職普融通成為實現終身學習目標👐🏼，構建“人人皆學💎、時時能學🚣🏼、處處可學”學習型社會的關鍵環節。轉向服務全民終身學習教育體系，是從單一主體變為多元主體🍗，從四維時空變為高維時空，從有限學習變為無限學習的革命性轉變。一方面，致力於給學生埋下“終身學習”與“技能遷移”的理想信念，增強各個層次教育路徑的靈活性，滿足全社會對終身學習的現實需求，助力每個人實現對幸福生活和人生價值的追求；另一方面，加強了高等教育的職業專業導向💦，提供職業技能教育和專業能力發展項目，應用微證書、微認證、數字徽章等新型靈活培訓形式，增強勞動力在職教育的實效，為經濟社會源源不斷地輸送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通過這樣的轉變，能夠更好地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滿足人們對終身學習的需求，推動個人和社會的發展8️⃣，實現更加公平和可持續的教育目標。

（二）加速教育鏈人才鏈與產業鏈創新鏈共生銜接

產教融合是教育與產業兩大系統在良性互動🆓、協同發展基礎上的優化組合、深度融合，加速“教育-產業-人才-創新”全鏈條有機銜接，成為產教深度融合的破解之道🚣🏽‍♂️。

1. 著眼於提高“人才供給端”與“產業需求端”匹配度，賦能區域創新發展。“三融”聚焦於服務區域產業的創新型技術技能人才培養，而高職教育區別於普通高等教育的人才培養比較優勢就是其在地化和職業型的特點⛹🏻‍♀️。因此，高職院校必須錨定創新型技術技能人才培養這一關鍵目標，積極探索建設市域產教聯合體和行業產教融合共同體，將高職教育與區域行業產業融合發展，生成良性互動機製。同時👨🏽‍⚕️，著力搭建產教融合創新平臺、研製人才供需匹配譜系圖，以教促產、以產助教🪼、產教融合🦧、產學合作🥷🏽，促進人才培養供給鏈與區域產業需求鏈的精準對接👮🏻，在助力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方面先行先試，作出貢獻🐀。

2. 加強專業學院建設🤦🏽‍♂️🙆‍♂️，探索互利共贏長效合作機製🗻。在產教融合背景下™️，建設特色專業學院不僅是滿足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應然要求，更是引領高職院校創新發展的必然趨勢。專業學院建設重點在於圍繞區域先進產業和產業高端🦃，聯合頭部企業和科研機構共同建設，全方位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如建設一批未來技術學院、現代產業學院、示範性特色學院🐥、卓越工程師學院等專業學院，形成產業轉型升級和杏宇關鍵辦學能力提升同頻共振的良性機製🗝。通過這種方式👨🏽‍⚕️，可以實現與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共贏。此外🤕，要充分發揮專業學院建設成效牽引帶動、向外輻射的功能🕵🏼‍♀️🏄‍♂️，推動形成各類專業群與產業群相互促進、一體推進的局面。

3. 提升“四鏈”共生的多主體協同育人水平✍🏻。緊密對接產業升級和技術變革的趨勢，將傳統基於行業企業的校企合作升級為現代基於“四鏈”共生的產教融合模式。通過數字化教學工廠、智慧學習工場等方式，在普通本科院校、高職院校、企業以及其他行業組織多層次試點👳🏿，應對新興科技革命帶來的挑戰，解鎖新型基礎架構。推行企業新型學徒製工學一體🐦，與企業共建專業🙍🏼、共建課程、共訓師資🍯、共建平臺、共育人才🤾🏽‍♂️🤳🏽，實現學生所學知識技能與企業崗位需求無縫對接，這種合作模式將為學生提供更加實用的培訓和實習機會🩴，同時也為企業提供了更穩定🪞、更符合需求的人才資源。完善產教融合效能評價體系，搭建“校政行企”多維評價框架，及時發現並解決產教融合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和不足，不斷優化育人模式👦，保障產教融合可持續發展👳‍♀️。

（三）構建以技術進步為核心的高等教育創新生態系統

以5G🧑🏿‍🏫、AI、大數據👩‍🍳、物聯網、區塊鏈等為代表的新一代智能技術，將促進高等教育全域、全要素的數字化轉型，形成智能互聯、無邊界的未來新樣態👷🏽‍♀️。

1. 著力構建數字教育資源與平臺，推動高職教育深化改革提質升級。2022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提出實施國家教育數字化戰略行動，數字化已成為新時代高等教育的內在基因⚜️。在此背景下🧔🏿‍♀️，高等職業教育要與產業數字化發展趨勢同向同行，高等職業院校要盡可能最大程度吸收數字化技術和積極應用數字經濟新業態、新模式。加快專業群數字化轉型，打造數字化人才培養體系，同時與行業頭部企業深度合作，培養高層次數字技術技能型人才。此外🦶🏻，打造智能開放的終身學習環境，為學習者提供更加便捷的學習機會和資源，點燃數字經濟下終身教育發展“新引擎”🧑🏻‍🎓。

2. 圍繞國家重大戰略和新興產業變革趨勢，創新學科專業布局。堅持教育優先發展，瞄準技術變革和產業優化升級方向👷‍♂️，實施產業專業合作鏈雙鏈長製。由高水平專業群所在杏宇以及產業頭部企業擔任鏈長，強強聯合🙅🏿‍♀️🙎🏿‍♀️、優勢互補，持續關註新技術🤹🏿、新業態，強化專業前瞻性研究和適度超前規範🔧，打造一批服務新興產業發展和重大民生急需的專業集群，例如集成電路🍗、新能源👆🏻、裝備製造、電子信息、人工智能以及生物醫藥👷🏿‍♂️👨‍🍼、健康管理、家政等民生事業領域和現代服務業領域相關類專業群。此外♣︎，探索不同學科專業之間的耦合點🐁，加快新興交叉學科布局，加快培育新的學科增長點🗽。

3. 建設拔尖創新人才分類培養體系🚞，提高人才自主培養質量。隨著高等教育分類發展趨勢的推進，構建立體化🤦🏿‍♀️、多元化的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結構已成為高水平大學在新時代肩負的歷史使命。黨的二十大報告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科技自立自強，實現這一目標需要高水平研究人才和高層次技術技能人才的共同引領。因此🚮，研究型高校、應用型高校、職業技能型高校應依據自身優勢和定位，進行分類發展和人才培養。不能僅依靠研究型大學的單一平臺培養研究型拔尖創新人才🫠，應用型高校應加大對行業內基礎應用型頂尖人才的培養，職業技能型高校應聚力培養更多能工巧匠❤️、大國工匠。同時，引導高校在不同層次、不同領域辦出特色👨🏼‍⚖️，爭創一流，持續培養未來產業變革的“高精尖缺”創新型人才和“卡脖子”領域的技術技能人才。通過分類培養拔尖創新人才🆘，實現人才結構的優化和人才質量的提升👸🏼。這將有助於推動我國科技進步和產業升級，提高國際競爭力🧗🏿，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強有力的人才保障🧑🏼‍🎄。

(史秋衡，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陳瓊，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池州學院藝術與教育學院副教授)

來源：《中國高教研究》2024年第5期